长安城刚建好的时候，李卫公只有五十来岁。长安城黄澄澄的，四四方方，好像一块用玉米面蒸好的新鲜切糕，而李卫公精神抖擞，就像糕上面一粒蒸熟了的小枣儿。有一伙法国人远涉重洋而来，在长安城中间的十字路口上修起了一座大磨坊，出售法国式的面包和面点。这座磨坊是靠风力推动的，但是长安城里没有风，所以只好修了一座高入云霄的高塔到天上去找风。那些法国人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身往塔上爬，五点钟可以爬到工作岗位。李卫公每天起绝早到这里来，买一根新鲜的长棒面包，撅下一大截装在裤挡里，把剩下的吃掉做早点。这样在上班的时候他就显得雄赳赳气昂昂。人家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就说：给公家干活，为主上分忧时它总是这样。我们还要补充说，刚一打完仗，红拂就把他的铁棍扔掉了。所以他要用面包来壮大自己。除此之外，他还描眉画目涂红嘴唇，使用镜子的频率比红拂还要高，假如被红拂看见了，就用手指刮脸来羞他。当时正是大唐开国之初，无论君臣，都在拼命地抖擞精神，就像我们这里评定职称之前一样。假如人人都像卫公一样，就会比谁裤子里藏的面包大。幸亏不是人人都装神弄鬼，否则就太浪费粮食了。
我觉得我的毛病就是不会装神弄鬼，所以现在是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好不容易证出了费尔马定理，却不知怎么把它发表。当然，我可以把它叫做“李卫公定理”，发出去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已经不乐意这样干了，因为它是我证出来的，和卫公没什么关系。其次，我可以说是我证出来的，但我需要一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证它。要给自己编个故事，就必须不那么肉麻。假如说我是为国争光，在数学事业上拼搏，那就太过装神弄鬼了。满脑子崇高的思想，拿什么去想数学题？这就像卫公在战场上直挺挺一样不可能。这一条暂且不论。最后我还得说自己是怎么把它证出来的。这在早两年倒不成一个问题，因为必须说是读了某一条毛主席语录后，心胸豁然开朗，等等。实际上我证这个定理的动机是想自己露一手，并且是在小孙的肚皮上证出来的。但是这些情形都不能讲。最后只能求助于加州伯克利。相比之下，费尔马根本就没有证明这个定理，却名震四海。这完全是因为他会装神弄鬼。
现在该说说装神弄鬼是什么意思了。在我看来（再说一遍，是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定理是这样的：凡以两足直立行走，会使用一种语言的，都是人类，不管他是黄白黑；反正饿了就想吃，困了就想睡以前硬，以后软。还有一系列重要特征，比方说听报告就犯困，贫困时就会想入非非等等。这些都是不能改变的，谁要说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装神弄鬼。由此派生出第二个重要定理：就是自打有了人类，就有人装神弄鬼。当然了，一开始是想占点便宜，但是后来没便宜也要装，这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我这个定理不能把虬髯公包括在内，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难猜的东西。
李卫公实际上设计了三个长安，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有一个。他不但设计了城市，还有和城市有关的一切东西。在第一个长安（风力长安）没有城墙，因为城墙挡风。为了防御，每一座高塔都修得十分坚固，可以住上千的人。那里的人都穿白色的紧袖衣，白色的灯笼裤，头上的无檐帽有黑色的飘带，时时刻刻提醒每个人风从哪里吹来。这些人驾驶着风帆，从所有的地方运来必需的物资，修理索具和风车，使用六分仪和航海时计，必要的聪明实在是必不可少。为了头脑的需要，就得多吃鱼，而且必须吃好鱼，比方说金枪鱼、马林鱼之类。这些鱼可不像我们现在吃的带鱼、橡皮鱼那样好捞，只有驾了大船到远海才能钓到。这样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航海民族了，每个人都是黑黝黝的，我们的都城也会沉浸在大海的腥味里。一个航海民族的兴衰取决于头脑聪明，技艺高超，所以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我国首都的石头墙上，一年四季都渗入了大海的蓝光。我对此毫无意见，因为我精通球面三角，在那里不当船长也得当大副。
在第二个长安里也没有城墙，因为要让水流通过，所以用巨木为栅栏，整个城市淹没在一片绿荫中――到处都是参天巨树或者是连片的绿竹，因为没有木头竹子简直就不能活。除此之外，还特别潮湿，连皮大树的旋转水槽下面，木板墙上，到处长满了青苔，林下也长满了草。那里的人都穿黑皮衣服，衣襟到衣襟还有半尺宽，中间用皮条系住，以便露出黪黪黑毛。不管是砍树，还是扛木头，都得有把子力气才好。所以人都是一米九高矮，百公斤左右的大汉。像这样的人必需吃肉，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吃肉民族了。一个吃肉民族不会有很多的人，因为必须留有放牧畜群的地方，藏有野味的树林，不能哪儿都是人。这样我们的首都就会是一些崎岖之地，在树荫的狭缝里有一些零星的天空，而且不分晴雨，头顶上老落水滴――树林子里总是这样的。我对此也是毫无意见，虽然我身体瘦弱，人家准叫我去牧牛或牧猪，但是我喜欢动物，不管是哪一种。甚至见了眼镜蛇和老鼠，都不愿把它们打死。只有人力长安对我不合适：像我这样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一定常被捉到衙门里去，这样我既不是船长大副，又不是牧人，而成了个挨打的屁股。但是像到哪个长安去这样的事必须由头头们拿主意，我们说了都不算。
李卫公在世的时候，长安城气派非常。这不是说长安城里都是石头砌成的高楼大厦，门前有青翠的草坪和喷泉，而是恰恰相反――长安城里见不到一片石头，一棵活着的草，一股流动的水。所有的房子都用砖瓦木料，并且全是一层的。那时在长安路上骑马的人都带一包土，假如自己的马在大街上撤了尿，就要马上下来，把流动的尿用土盖住。更没人敢当街倒脏水。长安的房子很矮，但是街道很宽。地上没有草，但是每一寸地面无不印着条帚的痕迹。在街上走的人自动追上前面的人，或者放慢了脚步等待后面的入，以便结成队伍，迈开齐步走的步伐。但是一旦跟上了队就不好意思从队伍里离开，所以原准备到隔壁看看邻居，就可能被裹着走遍了全城，直到晚上才精疲力尽的回家，把看邻居的事也忘了。那时候的外国人到了长安，看到大街上尘土飞扬大队人马在行进，常常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再也闭不上。不过长安刚刚建好时，里面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退伍老兵，擅长队列科目，对于齐步、正步、向左向右转等等，都是无比熟练。而别的人想要迁到城里来住，也要经过三个月的队列训练。这一点外国人并不知道，只以为是水土的关系。他们对自己的懒散很惭愧，放而拼命喝长安城里又咸又涩、带有轻微尿味的井水，不喝优待外国人的矿泉水；并且到了饭馆里就说：把你们吃的东西给我来一份！这样做的效果不显著，就去买来嫩核桃把自己染黄，动手术把双眼皮缝上，装出单眼皮的模样。虬髯公派来的大批的遣唐使，还未来得及学习大唐的制度，看了这种景象，就跑回去赞不绝口，说咱们永远赶不上――除非从现在开始不吃鱼，光吃小米饭。但是扶桑这个地方不吃鱼就要闹粮荒，而且谷子不耐涝，那个地方雨水又特别多，所以就没有完全照卫公的法子办，只是采用了他发明的礼节。光这一条就够他们受的了。
我们知道长安城里有一座钟楼一座鼓楼，钟楼里有一个老兵在绕钟走动，每走一圈是一分钟，走满六十圈就击钟一次。长安建城之初，这座钟非常之准，简直不下于英国的大笨钟。过了一些年，这个兵脚上长了鸡眼，这座钟就慢了下来，逐渐慢到了每天慢两个小时的程度，长安城里开始日月颠倒。又过了些年，这个兵又得了痛风病，这座钟就达到了每天慢二十四小时的程度，于是长安城里就出现了两种时间，公家时间和太阳时间。按公家时间一小时行人可以走二十里，按太阳时间则减半。按公家时间每天太阳升起两次，按太阳时间也减半。你在长安城里问一个半老徐娘年纪，她说二十岁，实际是二十公岁。你去问位老人家高寿，他说七十岁，那就是太阳岁了。这样就增加了计时的复杂性。等到那座钟楼一天慢七十二个小时，公家时间就被废掉了。那时候该老兵已经中风患了半身不遂，还在挣扎着绕钟行走。好在他已经没有击钟的力量，敲出的声音只在钟楼里才能听见了。
而那座鼓楼的故事是这样：楼里有个大鼓，由鼓手在上面击出鼓点来，让全城的人踩着它行进。这种工作十分累，要用一大群健壮的人以便轮换；而且它又非常枯燥，所以有些鼓手后来就精神崩溃了，不顾一切地在鼓上击出些花点，让全城的人不走正步，而是扭秧歌或跳着迪斯科。干完了这样的坏事，他就说：要杀要剐随便罢。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击鼓的制度就被废除了。好在那些老兵也都到了风烛残年，也觉得走正步太累，也没有提出意见。长安建城之初，假如有人在路上拣到了铜钱，就把它交给头头，头头们再设法交还给丢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人人拾金不昧，但是铜钱的总数也不会增多，大伙还是那么穷。既然是那么的穷，所以丢钱的事也很少发生。后来头头们又规定，一枚铜钱经过了一次拾金不昧，就在上面打一个钢印，可以当两枚花。这使大伙在路上故意抛撤铜钱，长安市上的钱很快都打满了钢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不管打不打钢印，铜钱是一文不值了。长安城里拾金不昧的好事总数却直线上升。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没有了铜钱很不方便，就把这项制度也废掉了。
上节所说人力长安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一半。这座城里既不靠山又不靠海，城里倒有好多人要吃饭，所以就有一大批脚夫专门到黄河边上背粮食。这些人五十人为一队，左臂上有嵌进肉里的铁环，铁环上有皮条把他们穿成一串，肩上扛了一条大口袋，有十丈长，能盛几万斤粮。他们就像大蜈蚣一样，成年累月在黄河码头到城里粮仓间往返不停。久而久之，成了一个奇特的人种，浑身上下都没有肉，只是在小腿上端有一块小足球大小的肌肉，还有一双两尺多长的大脚丫子；而手却因为老不用退化了，就如一对鸡翅膀。据说脚夫们的脚极为灵活，就用脚拿碗吃饭。粮食到了城里又要有人把它摊晒扬净才能入库，就有一批手持木锨的库丁，不分昼夜的扬场，最后也变成了大手小脚的奇特人种，出门就拿大顶。至于城市近郊的菜农，他们四肢并用，公家就发一条大皮带，让他们把腰牢牢束住，多干活少吃饭。后来长安的菜农的体形就变得无比性感，让人看了怦然心动，有些不争气的家伙就把菜地撂荒，跑到城里当******卫公把长安城建好了以后，心里非常高兴，当时长安城崭新崭新，一点毛病都没有。他觉得这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发明，远胜过证明费尔马定理、造出开平方的机器，因此他就向皇上建议说要把长安城更名为“新洛阳”。皇上一听，马上不尴不尬地笑了一下说：李卿，朕的都城叫这么个古怪名字，恐怕不大好。但是李卫公正在兴头上，还是继续讲他的理由――多年之前，他和红拂从洛阳城逃了出来，当时他就下了决心要建一座大城等等，所以叫这个名字有纪念意义等等，讲着讲着皇上就不见了。于是他就回自己的衙门去，丝毫也没看到皇上当时的模样，好像正在发疟子。皇上觉得这是两个可怜虫的古怪游戏，把它讲出嘴来实属肉麻。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呀，倒霉的李卫公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晚上下班时，刚一出门，路边跳出一个黑衣人来，砍了他一刀，正砍在钢盔上，火花乱冒，把他都砍楞了。幸亏当时正是大唐建国之初，不论文臣武将，出门都穿礼服。卫公的礼服不仅头上有钢盔，身上有铠甲，还佩有腰刀。他一面想：我设计长安时，可没把刺客这个行当设计进来呀！一面就去拔刀。但是他的卫士长站在他身后，一把按住他的手。李卫公急忙嚷了起来：有人刺杀我，快去逮他！那人却笑着说：没有哇！李卫公回头一看，那黑衣人正在前面飞跑，就急赤白脸的嚷嚷：还在那里！快去逮他！嚷了半天不见有人动弹。连忙回头一看，只见他的卫士长正在甩着手走开。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自己一想，白天和皇上胡扯了一阵，犯了错误。原来长安是皇上的都城，不是他的新洛阳。所以他回了家赶紧写辞职报告，皇上不准。再过了几天，卫公就病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大的损失，因为要找卫公那么聪明的人，一时还找不到。而虬髯公在扶桑得到了这个消息却说：像这样一个只有点小聪明的不可靠分子居然钻进了国家的庙堂，只能说明大唐朝无人了。这种话别人讲出来就该打嘴巴，他讲就不同了。虬髯公后来活到了二百岁，在一百五十岁上还能御女成胎，统治扶桑一百余年，何止是百岁人瑞而已。但是当过他太子太孙的人就倒霉了。这些中日混血儿读过中华的典籍，一句都记不住，只记下了《论语》上的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
长安建城之初，李卫公就这样一时兴之所至，在皇上面前胡扯八道，结果是挨了一刀，然后就蔫掉了。这个故事远比在这里讲到过的复杂，并且涉及到了生活的一些基本的方面，暂时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事件作最简单的理解：李卫公造长安城，就如瓦特先生造他的蒸汽机。经过很多日夜的努力，蒸汽机终于造好了，运转自如，而且既不爆炸，也不大漏汽。瓦特先生很高兴，跑到大街上唱歌跳舞，抱住过路人亲吻，结果被警察打了一棒。这一律对于不列颠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烧煤的机器已经造了出来，烧汽油的机器一直要到得克萨斯的油田开发出来才有需要，所以打了也就打了，没什么损失。但是对卫公的一刀砍得却是太早了。当时他正在编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已经编了四课――一，皇上万岁；二，皇后万岁；三，王爷千岁；四，王妃千岁。假以时日，让他完成这项工作，就能从根本上防止大家想入非非。除此之外，他还有好多工作在朝气蓬勃地进行。假如全部完成，大家就不再需要想了。不想就不会非非。
想要防止想入非非，必须由最擅长想入非非的人来制定措施。李卫公正是合适的人选，有一段他正在兴致勃勃地办这件事，谁知后来事情起了变化，卫公开始整天迷迷登登的，裤挡里那直撅撅的东西也不见了。他再也不管长安城的事情。这座城市就如没人管照的院子一样，马上就长满了荒草。大家都把院子向大街上伸展，街道很快就变窄了，路边上的水沟里也有了积水。后来长安城里的地皮也不够了，开始出现了楼房。甚至在一些小巷里，人们不待批准。就用石板来铺地。照我的观点，这种事态和好多因素有关系，比方说，人口增多、商业发展等等。但是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卫公身上。好客人以为只要卫公能重振雄威，所有的事都能变好。前面提到有一位勇敢的女士给卫公做过blojob。当时她的确是想从卫公嘴里套出话来，但也有部分原因是要挽救长安城――只要卫公能直起来，长安城就有救了。后来她发现卫公那地方苦极了，其实那是黄连水的味道，但是她一点也没想到卫公有幽默感，只是摇头晃脑地背诵起孟夫子的名言：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卫公的那个地方要是不苦，倒是怪了。她想使自己聪明起来，就每天吃一副猪苦胆。吃到后来，一吃糖就觉得苦，吃饭也觉得苦，只好永远以胆汁佐餐。到了最后整个人都变成了绿的，所到之处，丈余方圆，全部笼罩在一片苦雨腥风之内。但是据我所知，卫公那地方的苦是假装的，所以她吃了那么多苦也没使自己聪明起来，相反，因为胆酸中毒，倒变得有点傻，换言之，白白变成绿色的了。不过她倒是因此成为了人瑞，被公认为大唐最伟大的史家，因为像这样怪模怪样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想要挽救长安城的还有大唐皇帝本人，他异想天开地研究了几本医药书，绘李靖开起药方来。有时候他派太监给卫公送去自己研制的“至宝三鞭酒”，但是这种酒他自己从来就不喝。那种药酒里除了像海马、鹿茸那样的壮阳药物之外，还泡进了各种动物的鞭，包括鹿鞭，虎鞭，大象鞭等等。为了保证疗效，他还让宣旨的太监当场倒出一碗，眼看着卫公喝下再回宫去。倒酒时卫公看到酒坛子里泡了整整一具猩猩鞭――那东西和男人的生殖器一模一样，酒是淡红色的，看上去好像是稀薄的血。味道就像洗咸肉的水，还有点陈腐的尿骚味。勉强喝下一碗，肠翻胃倒，脸色苍白，撑到太监离去，就狂呕起来。要不了十分钟，就变得面如死灰，双手冰凉。人都到了这个样子，还得不到红拂的同情。她说：该！谁让你装神弄鬼！至于卫公的同僚下属，对卫公的情况更是关心，从天南海北给他找来各种补药，但是他都不吃。可怜大唐的君臣都没发现症结所在。卫公直不起来，是因为那几个法国人做生意赔了本，关掉磨坊回乡去了，长安城里再没有长棒面包供应。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应该把那些法国人找回来，并且禁止在长安城里蒸馒头，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赔本，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长棒面包。但是这样做了之后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因为卫公早就觉得活得太累，不想再干了。人要是动了这种念头，不管是至宝三鞭酒，blojob，还是长棒面包都不能让他重振雄威。
李卫公精神不振，大家把这笔帐记到了红拂帐上，最起码是她没把卫公的伙食管理好。除此之外，皇上也说过：“这小子（指李卫公）还有用，不该拿刀去砍他。”但是这话大家没有听到。因为这个缘故、皇帝就派御厨接管了卫公的伙房，从那一天开始。卫公吃的每一口肉里都有骨头，蔬菜也大多是竹笋一类看起来挺然翘然的东西。他餐桌上最常见的是炸鸡腿，整根烧的猪肘子，而且端上桌时还是竖直的立在盘子里。给他吃的饭也都硬得厉害，几乎是生米。偶尔卫公提出要吃顿面条，那些面条像钢丝一样硬。御厨一滴滴往面粉里加水，和成了世界上最硬的面团，又用斧子砍成面条，卫公吃了几口，险些噎死。以后他再也不敢说要吃面条。但是给他吃的烙饼也像鞋底子一样硬，他一有机会就从餐桌上偷走几张，让红拂给他揣在怀里，捂软了再吃。
现在可以说说丧失了卫公的管理之后，长安城是什么样子。这时候大街小巷都铺上了石板，好像一些乌龟壳。大街两面都是铺面房，那种房子正面都是木头门板，年代一久，被油泥完全糊住。屋檐几乎要在街面上空汇合，所以街上非常之暗，只有铺街的石板上反射着一点点天光。万一失了火，就要烧掉半个长安城，而卫公管事时，失了火只能烧掉一条街，这就是区别所在。偶尔有一个***穿着短得不像话的裙子，露出了洁白无疵的两条腿，踏着钉了铁掌的木屐从街上快速的跑过，留下一街的火星，让大家看了都很过瘾。在卫公管事的时候决不准女人露着大腿在街上跑，这也是区别之所在。卫公管事的时候规定了良家妇女上街必须穿三条裙子，衬裙和围裙可以比较短，但是主要的裙子必须长及地面。而**上街必须穿六条裙子，每一条都得长及地面，所以脱起来甚为麻烦。谁穿的裙子不足此数或者超过了此数，就要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打以前先要用磁石吸她一下，看看裙子里是否夹带了铁板。这些规定让卫公绞尽了脑汁，因为就连女人穿裙子数都要有典籍依据，或者是从数学上证明。但是老百姓偏不体谅他的苦心，专门来找麻烦。有一个服装商生产了一种裙子，下面有三层滚边，看上去是三条裙子，其实只是一条――不就是想省几尺布吗。还有个商人生产了一种护臀板，是木头做的，磁石吸不出来，但是打上去梆梆响――不就是怕打吗。卫公也怪不容易的了，你让他打两下子怕啥。
出了这种事，卫公又规定遇到屁股上有木板的女人，掌杖的衙役必须用三倍的力气来打，连木板带屁股一起打烂。但是那些衙役又抱怨说粮食不够吃。由此你就知道大唐朝的长安城里，各种人都有粮食定量，和后来的bj城一样。在后来的bj城里，牙医吃钳工的定量，乐团吹大号的吃翻砂工的定量，规定得十分合理。而在长安城里打女人屁股的衙役原来吃中等体力劳动的定量，因为女人往屁股上垫木板长到了重体力劳动，那些人还不知足，说是抡棍子打木板，撞得手上起了血泡，肩膀也疼，这两种毛病应当算是职业病。按大唐的劳保条例，职业病应当全薪疗养。手上打了泡就可以吃干薪，实在太便宜。卫公想了半天，决定发衙役几双线手套，而那些衙役领了回家，交给老婆拆了织袜子。这说明那些衙役根本就不怕手上打泡，而是以血泡为说辞，向公家要更好的待遇。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吵得卫公脑子疼。最后他装病躺倒不干了。长安城没有了他，就变成这个鬼样子――想穿什么裙子就穿什么裙子，想多长就多长。又有一些老百姓说，这简直是在毒害青少年。群众来信成麻袋的寄往卫公府上，但是他只睁一只眼，所以连看都不看，就把信送到厨房烧火了。
卫公病了乃至死了以后，他制定的各种制度依然在乱七八糟的起作用。比方说，红拂要自杀，经过了各级机构的批准，皇上已经派了魏老婆子来办这件事，为了让她死后更好看些，正在把她倒吊在房梁上，这时老有人到门口找她。这时候只好把她从梁上放下来，把她搀到门口一看，是几个糟老头子，是从市政司或者其它鬼衙门来的，一本正经地对她说道：卫公遗制，皇上恩准，寡妇殉节本司有一份福利。李张氏签字收领，谢恩！这就是制度的作用。小孙在图书馆工作，每月领两副套袖，回来当抹布擦桌子。福利就是不管你用着用不着都要发下去。再看那些福利，或者是陈仓老米，本身是大米，却黄澄澄的像玉米；或者是干的咸鲐鲅鱼，不知有多少年头了，绿的地方是霉，不绿的地方一片金黄。咸鱼发了黄，就是哈喇了，带有一股桐油味。再不然就是一口柳木棺材，板子薄得透明。红拂一面签字一面骂道：这个老鳖头子，他死了倒干净（这是骂卫公）。魏大娘，给我拿个垫子来。魏老婆子问：要垫子干什么？她说：******，跪下谢恩呀！后来回到屋里去，一面被倒挂上房梁，一面说：魏大娘，看来咱们得用个滑车了。后来她又在房梁上大头朝下的说道：姓李的这家伙是自己作死，把我也连累了。照她看来，李卫公既然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就不该去装神弄鬼。而皇上知道了这些话，就为自己辩护道：我早就知道李靖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但是我现在正用得着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头头面前，装神弄鬼是没有用的。李卫公的种种小聪明，早就被头头们识破了，他应该为不诚实付出代价，但还没到时候。但是作为一个群众，我不相信头头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编出来吓唬我们的。
我把卫公的故事都写完了，但还是不知道怎样来评价卫公，正如我活到了四十岁，还是不知道怎样评价自己一样。我十五岁时开始学习平面几何，以《几何原本》为课本，以rb人长泽龟之助的《几何学辞典》作为习题集――独自坐在一间房子里，面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咬着铅笔杆――像这样的经历卫公也有过，不过是读波斯文的《几何原本》，用波斯人写的习题书。这和就着《朱子集注》读《论语》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极为愉快的经历，后者则令人痛苦。虽然有这样的共同经历，我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他。他是这样的喜欢演戏，像个演员一样活在世界上。这一点我永远都学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像个演员活着利益更大，也没有比这危险更大的事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