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把自己的困境完全归因于厄运，归因于无法预测的灾难，这是徒劳无益的。
西方社会对经济危机的防控，现在看是节节败退，没有能够专心致志地抵抗危机，没有能够进行战略性的思考，没有能够展现领导力。
越来越多的人，我想通过这次处理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会看到德国人的文化，就是最人本的文化，也是最人道的文化，所以我们对此可以感到无比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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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的政治话题，我随便，最左的最右的我们都可以沟通。
自由、民主人权，所谓媒体控制、书籍管控都可以谈，有什么不能谈的。
我老说，谈任何问题，你的研究要经得起人家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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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大家讲一个插曲，就是六月二十七号，我到柏林大厦，我们在贵宾休息室等福山。
他来了之后，他说我今天想谈德国模式。
我们在场的人都有一点点惊讶，因为当时柏林报和德国普鲁士研究院邀请他来的时候，是希望他谈国际秩序中新兴国家的作用这么一个题目。
我们知道福山是政治学者，知名度很高，是自由主义、自由学派的大师，但是确实不了解他对德国模式有什么研究。
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在跟他这场辩论之前，我也看到了一些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跟他的对话。
恕我直言，这个叫汇报工作，这么多年，受西方话语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等，几乎是西方话语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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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稍微有点影响力的学者来，不要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类的，什么问题他都可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