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众强贼敦煌盗国宝 罗雪堂甲骨赚简本（4 / 4）

沙畹为斯坦因考研敦煌宝藏，伯希和自然得知，他便于1908年2月来到中国，直奔敦煌而去。

在这里，他同样买通了道士王圆箓，以五百两白银，攫掠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多卷，并拍摄莫高窟壁画照片三百七十六帧。由于他精通中国文化，所以他所选皆为敦煌珍品。他将这些珍品陆续发往巴黎，然后自己去到越南河内考古。

1909年5月，他取道江宁（南京）赶往北京。途中，拜访了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以及端方聘请的美籍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交谈中，伯希和透露了敦煌之事。

不久端方也了到北京，遂将此事告诉了罗振玉、大理院少卿王式通和刑部主事董康等人。罗振玉一直挂心于此，他便想面见伯希和本人。

未等罗振玉去见，伯希和便有书信上门。原来他虽将多数经卷等文物寄往了法国，但手边也还有一些尚未寄出的经卷，他便于旅途之暇阅读考研。其中有许多他不懂之处，便想请教仰慕已久的汉学大家罗振玉。他致信罗振玉，约求相见。

那天，正值端午节，罗振玉没顾上与家人一起过节，也未等伯希和来见，便和蒋百斧急切赶到伯希和租住的北京苏州胡同。

看到伯希和出示的敦煌藏品后，罗振玉大惊，其内有汉代至盛唐的经卷、画轴。大量珍宝已被运往国外，罗振玉扼腕长叹，好在伯希和说他在寄运时留有名录底册，罗振玉遂与之协商抄写一套。经伯希和同意后，他与蒋百斧尽速抄录了一套。

交谈中，伯希和谈到斯坦因交给沙畹考研的文物中还有汉代的简牍，罗振玉越发心焦。他便让伯希和捎信与沙畹，希望沙畹能尽快将那些文物影印成册，寄些给他，以便共同研究。同时也希望伯希和回去后，能将他寄回法国的经卷、绣品等尽可能多制作些影印件寄来，费用自会加倍尝付。

从与伯希和的交谈中，罗振玉还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一万多件文物。第二天他即呈请学部，希望学部能出资将这幸存之国宝收藏起来，可是学部当时资金困难，罗振玉又找到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建议由大学堂出钱购买，刘廷琛也以“大学此款项”推脱，罗振玉只好向学部承诺“收藏之费用，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捐足”。

学部允准，罗振玉即以学部名义发电报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等，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

月余，毛庆蕃着人将那批文物送到学部，费用仅三千余元，比学部预想的要少许多，学部欣然收藏。

可惜文物起运时，道士王圆箓越发知道其价值可贵，便私藏了一些。在运往学部途中，又有一些贪官污吏伸手，万余卷藏品最终运到学部的只有六千余卷，这让罗振玉又心痛不已。

罗振玉抄录伯希和所掠敦煌珍品名册后，意识到西北大漠的古丝绸之路与历代古城尚有许多稀世宝藏，为唤起国人特别是西北当政者的保护意识，他仅四日便急切撰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敦煌学著作。

撰成后，他心情跌宕，遂致书好友汪康年说：“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敦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书为法国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往法国......弟有《石室书录一册，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亦当且喜且悲也。”

他于董康自办的“诵芬室”印刷成书，两日后，王式通、董康宴请伯希和，罗振玉微恙，未能出席，只好委托王、董二人将书赠送于伯希和，并代为致谢。伯希和见出书如此之快，对罗振玉更加钦佩。

从敦煌运往学问的六千余卷藏品到达京城后，罗振玉详加考究，重又撰写《莫高窟石室秘录一书。该书分为书卷、雕本、石刻、经像、壁画、古器物和余记共七篇，分别记述，条理清晰。与罗振玉同去伯希和处抄录名册的蒋伯斧也撰成《沙州文录，他按照碑、碟、赞、记等分类记述，也别有特色。

不久，京城许多报刊都转载了罗振玉的上述两篇长文，上海的《东方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敦煌莫高窟霎时热闹了起来，很多学者蜂拥而至，有的甚至开始考察罗布泊楼、兰古城和于阗等地。

远在法国的沙畹见到罗振玉信件后，也非常高兴，因他闻听中国发现殷商甲骨文字，颇为震撼，但他实在想象不出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希望罗振玉能给他寄送一些甲骨文字的材料。罗振玉收到沙畹回信后，立即给他寄去了刘鹗的一本《铁云藏龟。后来沙畹及伯希和也将敦煌文物和长城古汉简影印成书，如约寄送给了罗振玉。

随后，罗振玉陆续刊印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敦煌石室遗书、《石室秘宝等著作，成为中国“敦煌学”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