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城子崖掘得五千纪 后冈堆探明三叠层（2 / 2）

梁思永仔细审视着这个小土丘，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陶片，心中暗想：“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土堆下面也许就埋藏着远古先民的许多秘密，打开它，也许就打开了我们与远古先民们对话的窗口。

梁思永组织人力首先在堆顶开挖了几条探沟，出土了一些与小屯村内一样的灰黑色为主的陶器、陶片，也有少量的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为主。梁思永又在其西、南、东方向进行挖掘，出土一些玉器、骨器和红色的陶片，还发现了一些房屋遗址，其中也有一些黑色陶片，引起梁思永注意。

1931年5月上旬，正当第四次发掘曙光初现的时候，曾经归降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阀石友三，再次反叛，战争一触即发。而考古组所住的袁家花园附近就住有石友三的军队，叛军认为李济的考古组是中央军派来的奸细。出于安全考虑，李济决定中止第四次考古发掘，5月11日，发掘团撤离安阳。

考古发掘团在北京休整数月，即赴城子崖开展二次考古发掘。因李济正在南京一带考察六朝古墓，故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一起主持此次发掘工作。梁思永充分运用在哈佛所学的地层学知识，逐层挖掘，根据不同的土色土质，详细绘制了城子崖地层结构图。划分出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两期;发现了黑陶文化期和灰陶文化期两座城址;同时发现了黑陶文化和灰陶文化的卜骨。

根据地层结构，梁思永勾划出城子崖夯土墙城址，这让董作宾颇受震动，他猛然想起在殷墟的发掘过程中，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夯土层，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建筑物的根基，甚至有些甲骨坑也有是夯土筑成，他们也没注意到，误认为殷墟是四次洪水漂流淤积形成的。

董作宾翻阅《孟子.告子中关于“傅说起于版筑之间”的记载和《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武丁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的记载，推断之前在殷墟发现的夯土，应该是商人在此筑墙安家的遗迹，他又结合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和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的观点，认为甲骨文就是商代人占卜的记录，他们将大量记录占卜活动的甲骨存放在专门的窖穴库中，形成了今天的“甲骨坑穴”，至于那些零散的甲骨，可能是尚未完善的甲骨库；还有一些有被挖掘过的痕迹，可能是私挖乱掘造成的。

李济从南京、济南考察结束后也赶到城子崖发掘现场，董作宾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济，李济也说：“从新出土的材料看，罗振玉、王国维关于殷墟是商代都城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之前根据甲骨分布零乱的特点而推定其为洪水漂流所致的说法是需要纠正的。”

11月，石友三部溃败，安阳局势又平静下来，董作宾、梁思成立即带殷墟考古发掘团回师安阳，进入殷墟，开始第五次考古发掘。李济、吴金鼎继续留在城子崖收尾。

回到殷墟，董作宾负责小屯村发掘，这次他们在A、B、C、D、E五个区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F区，经过一个半月挖掘，他们共出土了381片甲骨，发现了九座墓葬和一些夯土房基。特别是在E区发现了一个大型夯土台基。

后冈的发掘，参加发掘的有粱思永、刘耀等。有了城子崖考古对夯土以及灰陶文化和黑陶文化的认识，梁思永对高楼庄后冈堆的考古更充满了信心。这次发掘点他仍选在冈顶附近，开坑20多个，面积约385平方米。在这些坑中，他们发现了一条长70米，宽2—4米的夯土围墙。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众多的文化堆积层。有些文化堆积层与小屯的殷商文化层从出土的器物，到土质、土色几乎完全一致，梁思永把它称作小屯期文化层；在小屯文化层之下的地层里他们又挖掘到许多黑陶与灰陶，由于这个文化堆积层与龙山城子崖出土的器物基本一致，梁思永把它们称作龙山期文化层；在龙山期文化层之下的地层里他们又发现了和仰韶文化一致的彩陶和红陶。

梁思永综合殷墟与城子崖的发掘研究，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后冈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遗址，它是一个汇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三叠”文化堆积层的古代文化遗址。

梁思永兴奋不已，一个不起眼的后冈谷堆，非常清晰的呈现了中国史前文化与夏商文化的源流关系，这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中国文明演进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使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脉络更加清晰。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西部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924年又发现甘肃齐家文化，就推断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欧洲、中亚经新疆传过来的。这便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源头。而城子崖与殷墟的发掘却表殷商文化与东方文化高度的一致，且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这些都进一步证明安特生等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只是他以“欧洲中心论”定势思维的一种臆断。

李济得知这个消息，也是兴奋异常，自从山西西阴村考古后，他就认定，中国文化西来说，特别是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这次后冈的考古更有力地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随后几天，四盘磨的发掘也同样出土了众多磨光石器与油光黑陶。

梁思永与李济在反复分析研究这些出土文物后，认为彻底弄清小屯周边的情况，对史语所考古发掘、研究历史有着重大关系。他们的目光从洹河之南的小屯周边注视起洹河之北的广阔地区。

由于连续奔波，操劳过度，加上野外考古风餐露宿，梁思永又常常下到探坑里，淌着泥水工作，在这次发掘的后期他便由感冒转成了烈性肋膜炎。后边几天，他胸痛、咳嗽，常常整夜睡不着觉。尽管他仍处于亢奋的工作状态，李济还是力劝他提前两天回北京治疗。在北京，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一样的积水，他只好住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