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谁也没胆子在内部搞大动作，这是大顺这个封建王朝的本质所决定的。
故而在大顺自身无法做这个组织社会力量的工具的时候，新时代需要有人出来唱主角。
只不过，唱法需要技巧，也即是说要以一种类似法国重农学派的方式，“名义上站在旧贵族、旧制度的身上，唱新时代的歌”。
在之前，刘钰大谈的“自由贸易”，是假自由贸易。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刘钰只是站在大顺自身的手工业优势和白银购买力优势上，用标准的重商主义和垄断本质，披上自由贸易的外衣。
所以，刘钰谈自由贸易，在大顺内部没啥影响。因为这压根就只“说了一半”，只说了国际贸易的部分，最终还是靠逆练老马的“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的路子——以国家强力取得商业霸权，真正懂的，都明白，这玩意儿再怎么圆，也圆不成自由贸易，这分明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重商主义。
只不过，这是重商主义在大顺手工业发达和白银购买力这个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有别于欧洲的表现形式。
同样的，如果有人想要“继承”实学派，并且至少安全地、隐秘地继承下实学派。
那么也一样也得学类似的东西：披皮、包装、打扮。
而绝不是说，要直接开喷：封建贵族都是垃圾、地主都是废物、地主完全是实业资产阶级眼里的累赘等等。
做事，得有技巧。
虽然说，实际上，地主就是产业资本家眼里的累赘，这一点亚当·斯密已经毫不掩饰地指了出来。
但是，在大顺，或许民间可以这么说，但李欗这么说是不行的。因为他要这么说，那就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这明显是准备搞事情了嘛。
故而，在李欗流露出错愕之后，刘钰笑道：“殿下可知，如今天下舆论，所论最多者，是什么事？”
这个不是难题。
“如今天下所论最多的事，还是人地问题。”
刘钰又问：“如今比之三十年前，人地问题的讨论，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当然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