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儒学正宗（5 / 6）

这种情况在战火纷飞的魏晋南北朝还是无所谓，大家都以统一天下为重，没有哪个皇帝在意这些。但是大隋王朝统一天下之后，杨坚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并在开皇七年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名优秀学子，前来国子监学习，然而令人尴尬的一幕立即出现了。

首先是办学，办学是很容易，但却没有统一的释义来当授课教材，百个老师面对一条经文时，产生出一百种解读方式，给教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次是杨坚令国子监学生考秀才科、明经科，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考生写的答案谁都对、谁都不对，各个观点不一的阅卷官员也不能统一，最后傻傻打不出分、无法评出甲乙丙丁。

杨坚大动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于大兴城，令负责修订典籍、整理图书的秘书省官员和天下大儒辨论，使秘书省官员修订出来的典籍释义，在与大儒辩论中得以进一步完善，终级目的是使五花八门的释义走向统一，为教育统一教材、为取士统一答案，以免出现一条经义，出现几十上百种都正确、都不正确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学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盛况，颇有几分百家争鸣的味道，故而世称“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刘焯编撰《五经述议》的初衷，便是源于此。

而刘炫在经学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经正名》十二卷、《论语述议》十卷、《春秋述议》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规过》三卷、《孝经述议》五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等著作、并与诸儒修订《五礼》。其中《春秋规过》三卷，是专门给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预是西晋文武双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于大隋王朝的权威著作，刘炫敢向权威发起挑战，可谓艺高人胆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却让在朝供职的名士、经学大师尽皆心服口服，纷纷担保其所言无谬。

然而刘焯、刘炫姓刘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门阀的子弟，所以他们在经学、天文、历法、算学上的成就，一概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倒是后来的孔颖达，在奉命撰写《五经正义》时，皆以二刘义疏为稿本，结果人家因为姓孔，于是轻轻松松的成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风，也依据刘焯的《皇极历》造出《麟德历》，又被推为名历之一。

而杨集本人，对于儒学没有半点恶感。

虽然儒家学在后世被一些极端分子说成华夏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是禁锢思想、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落后思想，但杨集始终不赞同这种观点。

毕竟自汉以来，儒家学说便是统治阶级扶持的正统思想，可是为何汉朝科技不落后？为何隋朝科技不落后？为何唐朝科技不落后？为何两宋的科技水平傲视世界？为何明朝舰队笑傲大洋？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几十年时间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说到底，还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制度在惹祸，跟信奉什么学说并没有实质关系。

儒学本身只是一门处世哲学而已，讲的是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从思想上导人向善，对于个人和社会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没有自律、自觉、自尊、自爱等儒学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来强行制约，那才是一个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使其进入臼巢、走向极端，而明清两朝的八股文的考试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记硬背的僵化道路，这制度才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和儒学并没有丝毫关系。

正因如此，杨集对导人向善的儒学绝不反感。

而大半内容都是源自二刘义疏的《五经正义》，既然成为千年以后都信奉的标准，这也间接说明二刘对于五经的注释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他们的义疏远比大隋其他经学大师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杨集怎么可能弃而不用？怎么可能弃短取长？

至于学术界不认同二刘义疏之事，其实只要孔家认同即可圆满解决，而孔家认同二刘观点的条件，或许只是一个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点都不高，一方面是他们属于北齐旧势力的成员之一。

另一方面是杨坚讲究依法治国，没有刻意尊儒，没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没有册封过孔子、孔家人，他之前办学的目的也不是推广儒学、主推儒家，只不过诸子百家发展至今，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华夏文化体系，很难分清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