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五十八章 维护者（2 / 3）

    传统的中国有着自己的治理方式，那就是礼法并用，而在中国的农村可能没有系统的法律意识，但是觉得有着残存的传统道德观念。面对着现代的法律制度（只是法律制度，很少考量道德因素），有着一些困惑和尴尬。

    秋菊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是，我就是想讨个说法，怎么村长被抓走了？

    这涉及到道德和法律评价标准的区别的问题，

    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善与恶，而法律的评价却是合法和非法。在道德上，是对人的整体考虑，村长是个好人，急公好义，就是做法简单粗暴了，不该踢了秋菊男人那里一脚，村长总体上是个好人。可是在法律是，没有了对人的考量，法律面前只有人的行为，谁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法律视角看来就是，某甲踢了某乙关键部位，构成了轻伤害，行为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惩治。

    可以看出，法律的考量也的有他的局限性的，当现代的法律制度和传统的道德理念相违背的时候。不但普法变得艰难，守法（法律的守法也包括积极的实现自己的权利）也变得有些艰难。

    旧的传统正在瓦解，新的法律制度还没有普遍的接受，这是这个时期的尴尬。以政令来教导,以刑罚来管束,百姓会因求免于刑罚而服从,但不知羞耻;以德行来教化,以礼制来约束,百姓会知道羞耻并且可以走上正善之途。

    对秋菊而言。最好的结果恐怕是法院经过调解，老村长要道歉并赔钱，秋菊当场表示不用赔钱了，只要个说法就好了，回到村里面，拿着鸡蛋酒肉，到村长家道歉认错。毕竟以后还要在村里面混的。秋菊打官司》，一部老片子了，只看片名就让人感觉有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一直很喜欢这样的片子，因为影片里的人物总是简单得如此让人感动，在你深深地投入剧情的同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一样，在浮华世事中没有改变什么，没有丢失什么。依旧干净而又透明。

    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先是秋菊的执拗而顽强而感动。一个女人，寒冬腊月里挺着大肚子数次往返于乡县市与交通闭塞的小山村之间。不为别的，就只为讨个说法。她顶住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抗过了家里人的不理解，搭上钱，搭上人，啃冷硬的烧饼，挤最便宜的土炕……所有的一切，都只为让踢伤她丈夫的倔强的村长认个错，给个说法。

    如此执拗而又顽强的一个女子，现如今已经不多见了。然而。她又是蒙昧的，对于村长，，她并不想赶尽杀绝，却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最终将村长送上了鸣笛的警车呼啸而去。我不知道秋菊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但我知道，直到村长被警车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讨到她想要的说法。她知道村长是好人，她的本意也并非如此，然而，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都在糊里糊涂中发生了。

    除了秋菊，影片中的村长便是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物。他有着那个时代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的偏见，他脾气暴躁，他倔强而又偏执……然而，纵然再多的缺点也掩盖不了他淳朴而又善良的本性。

    面对秋菊的一次一次的上访，他以及家里的人却仍然向没事儿发生似的向往常一样对待秋菊和秋菊的丈夫。得知秋菊产后大出血之后，他一把年纪了更是半夜三更冒着风雪颠簸在求救的山路上，他的心里没有掺杂丝毫的个人恩怨。秋菊脱离危险后，他没有顺水推舟地提出任何要求，反而对秋菊的丈夫说：“等秋菊好了，她要告就让她去告吧！别拦着她！”想起现在社会上那些数不胜数的因举报而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突然感觉寒气逼人。那些贪赃枉法的所谓人民的父母官，在淳朴而又善良的村长面前，实在应该低下头反思一下了吧！

    影片看到最后，我仍然分不出谁对谁错。我同情秋菊，佩服她的顽强与执著；我敬仰村长，欣赏他的淳朴和善良。我不知道秋菊一个说法的代价到底大不大，我也不知道低下头认个错究竟有多难。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世间少有的好人。

    与《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相比，《秋菊打官司》是一部一望即知的“另类之作”。高度纪实的风格，波澜不惊的叙事，特别是女主角秋菊邋遢土气的造型，无论对巩俐还是对张艺谋来说都是一次突破。但无论如何，张艺谋毕竟还是把视点放在了他最熟悉，也最善于驾驭的“女性”身上。在《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当中，“女性”不仅指涉村妇秋菊这一个体，也承担着重要的表意功能，携带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要澄清的是，秋菊代表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或“中国女性”——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因此她所关联的也不是“妇女解放”或“女性启蒙”这一层面上的性别问题。从电影中我们了解到，她上过中学，掌握着家中的财权，敢于抛头露面……事实上是整个家庭的领导。至少在影片所表现的年代，这样的农村妇女绝对是少数。其次，为了衬托秋菊这个“非凡”的女性，片中的男性角色多多少少都被压抑了。秋菊的丈夫万庆来生性老实，本来就处于弱势。又被村长踢伤了下身不能行动，所以实际上暂时处于某种被阉割的状态。村长王善堂虽然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但因为生不出儿子，男性的主体地位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包括秋菊的公公、李公安、严局长和张律师等男性角色。面对秋菊的质疑和要求，他们只能唯唯诺诺，从来不能以“你是女性”为由来阻碍她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秋菊打官司》的纪实风格只是张艺谋在电影形式上的一种尝试。这仍然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一个别有深意的寓言。崔卫平教授借用“脱序人”这一身份来定位秋菊——她的强烈个性显然不能为传统闭塞的乡村女性世界所容纳，而当她完全置身于男人的世界中，为自己寻求一份公平时。她也处处不按常理出牌，几乎完全置身于成规与秩序之外。这一定位显然比仅仅通过性别命名要准确许多，也有效地避免了关于“女权主义”的某种误解。

    性别没有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进入张艺谋的视野，甚至是被有意地过滤掉了。对于影片这一刻意的处理，观众之所以还能接受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秋菊是一个孕妇。这本来是张艺谋为帮巩俐入戏而增加的一个细节，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却成了叙事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因为秋菊有孕在身，官员们对她的尊重和优待才变得顺理成章——尽管那些优待毫无疑问地远远超过了普通官员对百姓的关心。同时。女性特有的怀孕、生育属性及其背后所联结的复杂文化心理，也构成了影片表意策略的关键。回想起来，这重重纠纷的起点。就是万庆来“抱一窝母鸡”的咒骂中对村长生育力的否定。当庆来在权力的对抗中处于弱势时，他立刻攻击村长的生育能力——在这场无形的比拼中他显然是胜者，因为他有怀孕的妻子秋菊，而生了四个女儿的村长已经被“计划生育”了。村长的恼羞成怒和拒不认错恰好说明了庆来这一恶毒攻击是多么有效。可以想象，如果庆来骂的是别的话，村长很可能根本不会动手。而村长踢向庆来的下身，也明显地是针对这句咒骂的报复——他下意识地要消灭庆来的生育力——这正是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你是村长。打两下没啥，你不能往那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她捍卫不是庆来的尊严，而是生育力的尊严。

    与权力相比，“生育力”在乡土中国绝对是更为根本的价值判断准则。“不是村长”与“没有儿子”相比。显然后者是更加严重的缺陷。在“无条件地捍卫生育力”这一大前提下，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就需要重新考量了。秋菊身为孕妇，无疑占据了绝对的心理高地。她之所以能不畏强权，不依不饶地把官司打下去。身后是这种无形的力量在撑腰。她挺着大肚子往那一站，就不怒自威；她咬住“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这一原则，指出至高无上的生育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别人就无力反驳。一个孤零零的女性或许还是弱势，但一个搭载了“生育”这一属性的孕妇，就几乎可以凌驾于两性之上了。这样一来，村长的倔强也就可以得到同情：一个丧失了生育力的男人对一个孕妇，谁是弱者显而易见。向秋菊认错，就等于在这场已经失败的比拼中低头，接受庆来对自己生育力的蔑视——而这是一个男人所不能接受的。即便到了最后，村长把难产的秋菊送到医院，还要说明他不是向秋菊低头，“她要告让她告去”。但当秋菊抱着儿子来到他家，请他喝酒，他看见男婴时那由衷喜悦的表情，以及欲盖弥彰地把生女儿的事完全怪到老婆身上的行为，无一处不流露出一个输家的心态。

    至此，秋菊对村长的毫不同情，已经胜利却还要“踏上一只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长最后决定参加满月酒席的和解举动显得十分大度。但这不是一部道德评判的影片，纪实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帮助作者隐匿了他的态度，只是在结尾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推到我们眼前。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秋菊所固执的并非‘感天动地’之‘窦娥冤’，秋菊历尽艰难所求得的当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网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可爱地犯起了结巴，思维的隔阂可见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长——则显然遵循着另外一种思路。他们都不在乎钱，但一定不能输这口气。所以说，秋菊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也是一个“脱序人”。她拒绝用人民币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一个金钱买不到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我意识”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启蒙”或“现代化”带来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对乡土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但她对自己的知识毫不自信。无论是写申诉书还是看信，都要求助别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乡人们更是如此。甚至对村长来说，秋菊去城里打官司也只是“把局长的小汽车都坐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乡土中国还是这样一种局面，其尴尬不言自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开始去找村长，问他到底“管不管”，所寻求的还是一种“人治”。她对村长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当成了法官。而最后法律看似帮她撑了腰，实际解决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问题：最后使王村长被拘留的证据是庆来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强调的“要命的地方”。